［摘　要］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亲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１９５６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道路为第一次，１９７８年批判“两个凡是”为第二次，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为第三次。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重要的参与者；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关键人物；而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不仅是关键人物，还是发起人。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的作用一次比一次突出，他的思想也一次比一次深化。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的功绩应当浓墨重彩地载入共和国的历史。

　　［作者简介］何云峰，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工作人员，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２１００９３。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亲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１９５６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道路为第一次；１９７８年批判“两个凡是”为第二次；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为第三次。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参与者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共和国的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关头。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确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同时，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共产党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反思。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１９５６年初到１９５７年春的近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潮流。“以苏为鉴”是这次思想解放的出发点，也是这次思想解放的关键词。正如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所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１］

　　邓小平是这次思想解放的重要参与者。他除了参加毛泽东组织的经济工作调查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考虑如何搞好党执政以后的自身建设上，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他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中指明了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对于党的地位的变化给党带来的消极影响作了清醒的估计。他指出：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２］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２］（p.２１４）

　　为了使党能够经受住执政以后的种种考验，实现“决不当李自成”的庄严誓言，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共产党必须端正执政观的问题。报告对于共产党的执政观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２］（p.２１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做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不是相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邓小平的讲话突出强调了“服务论”和“工具论”，这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邓小平对于执政以后党内有些领导干部的恶劣表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

　　为了使党能够经受住执政以后的种种考验，避免腐化变质的危险，避免苏联共产党所犯的“对人民的专制主义”［３］的错误，邓小平着重提出了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设想。他强调，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２］（p.２２４）。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明确指出：“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２］（p.２２９）。针对党委会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的问题，他指出：“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２］（p.２３１）

　　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一项根本的改革措施，就是把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难以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各级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鉴于苏共的教训，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反对突出个人、神化个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他深刻地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２］（p.２３５）邓小平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是邓小平突出强调的又一个问题。他认为，既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邓小平特别指出：“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２］（p.２２５）

　　１９５７年４月８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２］（p.２７０）邓小平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２］（p.２７１）

　　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尽管这次思想解放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持续下去，但邓小平在这次思想解放中提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历史大背景出发，以执政党建设为中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以其远见卓识及时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确是抓到了要害。在经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我们愈加深切地感受到，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妥善解决的大问题。邓小平在半个世纪前的分析至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二、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关键人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共和国的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关头。人民急切地期待着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更为严重的是，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现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说明“左”的指导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了激烈争论，受到了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他们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了阻力。

　　邓小平早在一年前就提出“两个凡是”不行，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他决定站出来公开对《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予以支持。６月２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了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他尖锐地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４］邓小平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４］（p.１１８）并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４］（p.１１９）。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同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严肃地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第二天，他在同胡耀邦的谈话中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５］８月１３日，邓小平又对吴冷西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５］（p.３５７）

　　邓小平的支持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闸门。中央党政军的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领导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讨论，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两个凡是”的禁锢被彻底打破，思想解放的洪流一泻千里，所到之处，那些唯心、僵化、教条的东西，无不解除“武装”，败下阵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正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左”的思想禁区，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伟大起点。

　　邓小平抓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供的良好契机，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思想动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５］（p.３８２）。１９７８年９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与当地领导谈他思虑已久的想法，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在黑龙江，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５］（p.３７６）由此可见，邓小平早已经在考虑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了。

　　９月１６日，邓小平在吉林发表了更为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指出：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他号召大家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来一个革命。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他提出，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５］（p.３７９～３８０）王恩茂对邓小平的讲话深有感触，他说：“小平同志在吉林对我们所作的指示，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６］

　　事实证明，邓小平点的是思想解放的“星星之火”。这星星之火，不久即成燎原之势，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燃烧了起来。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准备。会上，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的形势和既定议程。与会者纷纷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讲出了憋在心里多年的真话、实话，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会议开了３６天，《简报》出了５００多期。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对会议的思想解放氛围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４］（p.１４０）。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还提出了改革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４］（p.１５０）。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为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踏上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

　　１９７８年，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广泛展开、邓小平“到处点火”、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而载入思想解放的光辉史册。在这三个标志性的事件中，邓小平是一个关键人物。是他，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干部群众中点燃了思想解放的火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基调。在邓小平的推动下，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由此开启，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由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关键人物和发起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共和国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有些人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疑虑和动摇，认为改革开放犯了方向性错误。有人甚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提出了质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极大的困扰和阻力。

　　在关系到改革开放成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１９９２年初，８８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

　　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毫不含糊的捍卫，从根本上回击了某些人的怀疑和责难。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气魄批评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畏缩不前，前怕狼、后怕虎的精神状态，他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还为改革开放中的“小脚女人”把脉，毫不隐讳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对症下药，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不要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而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实现了判断标准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实际功效的根本转换。

　　针对一些人对于特区的责难，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针对多年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争论，邓小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人们对证券、股市这些东西讳莫如深，唯恐引进这些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却鼓励人们不要怕，要坚决地试。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还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左”倾思潮给予坚决回击，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还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叮嘱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７］

　　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也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南方谈话”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思想迷雾，在当时的中国立刻引起轰动，人们欢呼雀跃，精神振奋。“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对于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为世人争睹。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这一切并非偶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所以成为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关键在于它是把握历史契机、顺乎历史潮流的产物。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８］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这样的真正理论。谈话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着意澄清了姓“资”还是姓“社”这个要害问题，并为改革开放确立了判断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为彻底清理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僵化保守观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南方谈话”中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及时地给予当时风头正健的“左”倾思潮以毫不留情的反击和批判。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才得到人民的热烈响应，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助推器。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为中国的发展再次拨正了航向，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四、结语

　　纵观共和国历史上的这三次思想解放，我们看到，邓小平在其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一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重要的参与者；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关键人物；而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不仅是关键人物，还是发起人。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的思想一次比一次深化，影响力一次比一次巨大。第一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深刻反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作了重要探索；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认真总结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能够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模式。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够多次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引领思想解放的潮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确是一个成功者。

　　邓小平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他是一个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善于体察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敢于突破陈规，敢于正视现实，无私无畏，大胆开拓，锐意创新的政治家。他能够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洞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的变化，把执政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及时作出转移工作重心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他能够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出发，认真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反思个人崇拜的危害，大胆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自称是“实事求是派”，他敢于讲真话，敢于说实话，敢于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邓小平的思想从不停顿，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邓小平的思想从不封闭，历来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这些可贵的品质，使得邓小平能够不断超越前人，超越自我，成功推动了共和国历史上的思想解放，为共和国的前进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信息来源：人民网）

　　［参引文献］

　　［１］《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７页。［２］《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４１页。［３］《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２９页。［４］《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页。［５］《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４５～３４６页。［６］苏杭：《走向辉煌——历史巨变与邓小平》，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６页。［７］《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０～３８３页。［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页